南京家长对减负的恐慌，表现为几点，例如“江苏是高考大省”、“985录取率很低”。实际上，江苏是除了北京、上海之外聚集了最多985、211高校的省份，分别为2所和11所。

2018年，江苏的211录取率为5.19%，排在全国省份中游，985录取率为1.14%，排在各省倒数第二，与河南差不多。

但考虑到江苏省经济发达，很多考生即使分数够上985，如果去不了南京、北京和上海的985学校，也宁愿选择省内的211学校，毕竟像南航、南邮、南审这样的专业院校，不管是不是211，就业状况都非常之好。

所以，南京家长用一个985录取率较低来叫苦，这是置真正的高考难省——河南、山东和广东于不顾。

当然，南京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，因为越是高考录取率高的地区，教育恐慌程度越高。例如京沪都是优质教育资源密集城市，但这两个城市的家长一出马，其他城市家长的焦虑指数都只敢争第三。

大部分中产家庭孩子都上不了985

由于社会阶层的流通渠道日益收窄，卖茶叶蛋的再也不可能干过搞导弹的，所以投资教育，投资孩子，成为绝大部分人无形中调整的投资策略。

不过，这里要做一个阶层区分，但凡顶级精英，包括党政高级干部、著名企业家、大牌教授、知名的教育工作者，他们凭借权力、财富或对专项教育资源的掌握，在孩子教育层面都不需要太过焦虑。

要指出的是，这里说的焦虑，主要是教育资源的获得，并不包括亲子关系的建设，此为另一个话题。

所以，新闻报道中参与讨论的家长，主要是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家长，包括大量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。事实上，真正焦虑的就是这批家长。

顶层和底层的家长，要么资源丰富办法多，要么忙于生计无暇顾及，总之，他们都不会在孩子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。

但正如南京家长所担忧的，江苏省考生985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多一点，也就是88个考生才录取一个，如果再加上中考分流掉40%左右，实际上从小学开算算起，一个孩子考上985的概率大概在1/146。

不管家长怎么拼，不管孩子怎么努力，绝大部分孩子肯定是上不了985的。但是，上不了985就是世界末日吗？显然并不是。君不见，清华北大每年退学的孩子都在几十个到上百个不等。

再好的大学里，也有学渣，或者虽然学习很好，但综合的工作能力、心理素养、道德感知未必超越一般水准。

阅读与体育：普通孩子逆袭的秘诀

在过去，高考一度被看作是改变命运的唯二条路（另一条为参军），但在今天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高，上大学并不困难。这在客观上也稀释了上大学的意义。

说得直白一些，考上清华北大的90后，基本上也不可能靠自己在北京买房。但在过去30年，中学毕业生在北京买房的比比皆是。

更重要的是，高校所能提供给孩子的改变，赋予孩子的能力和信心，也在不断下滑。今天的大学，师德沦丧的程度超出人想象；今天的大学，对社会重要问题的回应速度之慢令人失望；今天的大学，对知识的垄断资格正在消失。

所以，如果把眼光放长远，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，能上好大学固然很好，但如果在比拼应试上消耗了大量元气，以致于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，那反而得不偿失。

孔子说“因材施教”，实际上暗含着一个背景，那就是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，每个孩子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。所以，今天中产和工薪阶层的家长，需要做的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就是仔细观察、总结孩子的特点。通过日常的生活、玩乐、与人交往，观察孩子到底喜欢什么、擅长什么。

不同的孩子可能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成长过程，99%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认清两点：第一，我的孩子不是天才；第二，我的孩子在某一两个方面颇具特色。

那些孩子主动学习，热爱考试的家长，就可以努力培养孩子参加高考，因为他们的孩子很可能是985大学的有力竞争者。

那些明显对学习不感冒、厌恶应试高压的孩子，则需要父母为他量身制订一套培养方案，进行差异化竞争。

当然，这里很考验父母的学习新东西的能力，也需要父母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更考验父母内心足够淡定，要经得起攀比体系中的各种“比较”。大部分家长都折戟在一开始，因为受不了其他孩子那么优秀，自己孩子那么愚笨。这些家长在社会生物学意义上，也就被正式划入了百合科-葱属-韭菜种。

除了培养孩子的特长，普通家庭的孩子还应该具备两大最基本的习惯。一是阅读，二是运动。

阅读几乎是一切学习最高效的手段，可以让一个人快速掌握更丰富的知识，并促进更大量的思考；运动是提升一个人身体和心理素质的捷径，长远来看，想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，就需要每天运动一小时（清华大学宣传语）。

乡村孩子有希望，中国社会才有稳定
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绝大部分时候，考虑的都是如何解决眼前的麻烦。但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，他们一生真正的麻烦往往不是眼前的，而是成年之后。而且，成年以后的那些麻烦是无法被自己控制的。比如说，巨大的阶层鸿沟带来的社会性隐患。

回到阶层分析的框架，上层社会对社会动荡的躲避能力要远远高于普通人。真正受到社会动荡影响的既不是上层，也不是下层，而是中间阶层，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。

在中国，还有20%的孩子生活在乡村偏远地区，他们连最基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也不能确保。当南京的孩子为减负而感到忧愁，这些孩子却面对着教师短缺的问题，课外辅导班，那是从未接触过的天外之物。

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罗斯高在中国调查研究几十年，他的团队收集了全国13万农村孩子的资料，统计显示，有27%的学生贫血，有33%的学生肚子里面有寄生虫，还有25%的学生近视但没有佩戴眼镜，根本看不清黑板。

为了改变偏远乡村的教育困境，罗斯高提出了“早教课堂”的方案。但“此早教”非“彼早教”，主要内容是教乡村的父母、爷爷奶奶一些基本的育儿知识，包括健康、睡眠、运动等等。罗斯高相信，只有乡村孩子的体力、智力发育不拖后腿，才能解决后面的一系列问题。

还有一项我十分感兴趣的数据，却没有搜到相关资料，那就是农村儿童的手机使用时间和成瘾性依赖调查。在智能手机急剧下沉的这几年，从身边案例来看，农村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况令人担忧。

由于缺乏父母的控制，大量孩子将时间花在网游上。用一位乡村教师的话来说，“现在的孩子都不打架了，因为大家都时刻盯着手机”。

沉迷网游，不上高中，早早打工，缺乏认同。如果中国有几千万这样的95后、00后，那么中国社会的未来就极度让人堪忧。

就像马云说的“北京上海的教育很好，但它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很高”，一个国家真正的稳定基石，是最底层的人有学上，有工作做，对未来有憧憬。

反哺乡村教育，城市精英责无旁贷

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，中产阶级的孩子再怎么努力，也改变不了自己和底层孩子同一条船的命运。

所以，还是马云说的“乡村教育好，中国教育才好”。于是，马云退休后把主要精力投身到乡村教育事业上。

如果说过去20年，马云主要是在创造财富，那么未来几十年，马云的使命则主要是消除风险。只有让偏向乡村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，中国社会的动荡几率才会下降。当然，乡村孩子不能接受南京家长认同的那种教育，否则，乡村只会变成另一个教育畸形发展的城市。

在杭州，还有一位重磅人士也投身了乡村教育，并获得了中宣部颁发的“时代楷模”的荣誉。这位时代楷模就是陈立群。

陈立群从浙江师范学院毕业后，做了30多年的老师，成了浙江省学军中学的校长。退休后，陈立群选择扎根西南，到贵州省台江民族中学当一个校长。仅仅通过3年的时间，陈立群让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面貌焕然一新，他带去了沿海的教育管理经验，也带去了对教育的重视和热情。

马云、陈立群，以及大洋彼岸的罗斯高教授，本质上他们都是社会精英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基于自己最擅长的能力和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对乡村教育进行反哺。这样的人当然不只有杭州有，在北上广深，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精英开始对乡村教育进行反哺。

从这一层面出发，中国的教育需要做两个层面的反省：

第一个层面是作为家长个人层面，是否真正做到了仔细观察孩子，结合孩子的特点和兴趣制订更个性化的培养方案，而不是仅仅是随波逐流，逼迫孩子与千军万马竞过独木桥；

第二个层面是国家层面，从政府到城市精英，有能力的机构和个人，有没有真正关注这个社会的风险所在，有没有真正关注乡村教育的发展。

只有越来越多的家长，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善于观察、反思，我们的孩子和社会才能变得更好，我们的竞争与投入，才能真正彰显其意义。